我没有唱歌的天分，可是喜欢唱。更多的是喜欢哼唱，南腔北调的，只图个自己高兴。有时在电梯里，也会忍不住哼出点动静来。那时，老婆大人先是瞟我一眼，等出了电梯就郑重告诫：多大的人了，一点也不稳重。

不只我喜欢唱，我们家姊妹几个都有点喜欢，确切点说，是喜欢音乐。

二哥不会唱，可他喜欢吹口哨。从前，在乡下，太阳落了山，星星一颗颗亮起来，晚风吹来泥土的芳香，也吹来二哥的口哨声。那时，我们已围在饭桌旁吃起晚饭，暗弱的灯光从厨房照过来。有时，没有电，一盏马灯挂在墙上，散发出昏黄的光。然后，我们听到口哨声远远地传来，从村口，到巷子。父亲说一声：老二回来了！然后，口哨从巷子里吹到门前，戛然而止，二哥扛着锄头进了门。

这口哨说不上悠扬动听，但他吹得自在，得意，在那个年月里，好像永远在吹。好像不管生活多么困苦，身体多么劳累，只要吹一吹口哨，一切困乏就都烟消云散。

我们也没有听过弟弟的歌声，他性格腼腆，偏爱吹口琴，偶尔也拿起父亲的笛子吹。我们曾在寒冷的冬夜，趴在炕头上吹口琴，吹的是一曲节奏明快的《铃儿响叮当》，相互比赛，看谁能吹得更快。北风在外面拼命地吹着，可是在那激烈的比拼中，在那跳跃的流淌的音符中，只有温暖和快乐洋溢心间，留在心头。

我们也曾在寒冬腊月里，翻开一本音乐书，挤在炕头，学唱《冬季到台北来看雨》，母亲拉着风箱，生火做饭，父亲在一旁静静听着，脸上带笑，大哥歪着身子，听弟弟把着一支笛子，吹不成调的曲子。我们一个个抢过来吹，支支吾吾，却只有父亲能吹出悦耳的调子。

父亲不但会吹笛子，也会吹唢呐，还会拉二胡。为了学吹唢呐，他常在深夜躲进三米多深的地窖里，反复练习。唢呐，眼儿小，腔儿大，可是在屋里，我们都听不到声响。

他未强迫我们学习乐器，于是我们也个个不成器。他会的这几种，我们也一概不会。只显得比别人爱听歌，爱哼唱，爱音乐。

最爱的是姐姐和大哥。那时，录音机里流行什么，他们就会唱什么，春晚上唱什么，他们也就学什么。

姐姐从小到大都爱唱歌，上小学时，她就教我们唱“准备好了吗，时刻准备着”，又教我们唱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》。她爱唱，甚至在生火做饭时，也轻轻地唱。她一唱，我们觉得她烧的饭也比平时香了许多。

她也一直爱唱，结了婚，生了孩子，孩子结婚了，也还是爱唱。看电视，她轻轻地跟着唱；听录音机，她静静地学着唱；有了电脑，她又戴着耳机一句一句地唱；用上手机，更是下载了软件一首首地唱。她唱得用心，一首《母亲》，唱得很是动情，好像含着泪水，能把人的眼泪唱出来。

大哥唱得好。不然，哪能在唱吧里当吧主呢。我以前只知道他爱唱，不知道他能唱得好。还是回老家的时候，去他家里坐，才发现他爱歌爱得深。吃罢饭，本已劳累了一天，可他不觉得累。碗筷还摆着，也顾不上跟我说话，径直就去了电脑跟前。打开电脑，他就来了精神。原来，村庄里爱唱的人很多，几十号人都排着队，一个一个争着要先唱。可是得经吧主同意，才能轮得上。开饭店的张老二先唱，大概饭店刚打烊，他就迫不及待地拿上了话筒。轮上村北头的李大姐了，她也不含糊，半点不扭捏，唱得说不上好，可是唱得带劲。姐姐也在这个群里，总能有点优先权的。轮上大哥唱了，他戴上耳机，拿着话筒，唱得讨巧，没有声嘶力竭的样子，一句句清晰悦耳，又富有磁性。人们在群里送花，那时看他，他也似乎有点明星的风范了。

他怂恿我唱，可是我没有那样的勇气，只想在一旁听。看着他们热闹的样子，忽然觉得平凡的生活有太多的美好，平淡的日子也着实让人可恋。只是，那一年，他忽然离去，我们再也看不到他唱歌的样子。只能从手机里翻出他唱过的老歌，在歌声里一遍遍怀念。

我们家，唯一没听过的，是母亲的曲子。她从来没唱过一句，哪怕是不成调的歌。可是她爱看戏。村庄里只要有戏，她一定会去看，也一定会看到最后一句唱词落下，看到大幕徐徐拉上。有时，我侧目看她听戏的样子，夜色里，人群中，她专注非常，好像已走进戏里，世界都已不在。

可是，我又觉得，她的爱才是最动人的音符。缓缓的，沉沉的，悠长而缠绵，在黑夜中闪亮，在困苦中激越，在风雨中绵延不绝。

我也因此，喜欢在歌声里，回味悠长的岁月。在一个音符里欢快，在又一个音符里落泪。

（作者单位：汾西矿业贺西矿）